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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vip2保存 :社科院副院长:应重塑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05-24 08:06:23  【字号:      】

 因此,关于拐卖儿童是否需要判决死刑呢?我以为这并不仅仅是拐卖儿童的犯罪危害性问题,而是针对这种危害性法律应当保持何种程度的刑罚并能够控制可能的社会预期、减少犯罪及侵害。我记得以前波斯纳有本书叫做《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在讲法律选择的成本和产出问题。对于一项刑罚的实施成本和效益的分析讨论始终是立法很重要的考量因素。那么在刑事犯罪领域每建立一种刑罚包括调整该罪名涉及的刑罚尺度时,不仅仅需要考虑犯罪应否惩罚、惩罚的形式逻辑是否应当,还应当意识到的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够有效的减少犯罪。然而在我们生活中关于刑事犯罪和刑罚有关的法律讨论中,公众往往只考虑惩罚的严厉性,希望通过震慑来减少犯罪,有些时候却忽略了是否能够调整刑罚的轻重尺度来减少可能发生的犯罪对被害人造成的侵害程度。以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刑罚的严苛程度包括涉及死刑罪名的种类,我国都是较多的。

 这话很容易激起很多人的共鸣。但是,人们更理性的认同,则是经济学家曼昆对这段话精彩的回应,“GDP没有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孩子更加好的医疗保健。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GDP高的国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阅读和欣赏诗歌。”一句话,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却是万万不能的。追求高速发展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经验必须时刻警示人们,没有发展,特别是主观因为影响发展是绝对有问题的。

 

 记得第一次看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我这个男子汉强忍不住泪水的流出,那镜头触动了我的心灵。那是一种震撼,一种爱的呼唤,妈妈是多么伟大!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由于出身问题,我的奶奶和父亲常常挨批斗,家穷不说,受委屈的父亲经常和母亲吵吵打打。记得那是一个夏天,外婆来了,她愤然地指着父亲说:“这次我把女儿带走了,就不会再回来,就是你叫儿子来哭也没用!”因为父母吵架后,母亲赌气回娘家,都是我去外婆家哭着拉回来的。这次母亲是铁了心,连母亲结婚时的樟木箱都扛走了。父亲托人求情了几次,母亲都没有回来,父亲就仍然叫我向母亲去求情,我走到外婆家,外婆把我赶了出来,说:“我不会再把女儿往火坑里推,你哭你叫都没用!”我站在外婆家门外,大声哭着喊:“妈妈――,我不能没有好妈妈!不能没有妈妈……”我被外婆赶回了家,抱着爸爸大哭:“我不能没有妈妈!你为什么要与妈妈吵架,你受委屈可以打我呀!”后来村里的大姨(她的娘家与妈妈的娘家是一个村庄)去了外婆家,把我说的这番话告诉了母亲,母亲是哭着跑了回来……那时虽然很小,但我知道,如果妈妈不回来,没有任何女人会再进这个“黑五类”家庭。

 大家可以看一本书,巴特写的《恋人絮语》,讲的是恋爱过程中人的情绪变化。“我――热恋中的我――又注定了得守株待兔,不能动弹,被钉在原处,充满期冀,又忐忑不安――像火车站某个被人遗忘在角落里的包裹。”做生意也是这样,等待是很痛苦的,有时候一个合同明明快成了,突然又不成了,这样就会让人焦虑。

 “意见”这个词儿,在中文里很奇妙。如果领导给下属提“意见”,意味着批评,如果下属给领导提意见,意味着抱怨,如果不相干的人互相提“意见”,意味着扯淡――意见的本意只是一种“想法”,并没有力量,关键要看“意见”是谁提的。如果是最高权威提出的,那“意见”可能比法律都管用,比法律还管用的“意见”就政策。




(责任编辑:刘飞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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